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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物主观解释。

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魂不宁，听到别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因而恼羞成怒。

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

——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

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讽刺我当过和尚。

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

”于是许无处斩。

这一批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

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

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

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

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

”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

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

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即中级知识分子。

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至为了然。

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才。

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

《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

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

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文。

“八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一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了。

但八主要的特征却在方面，即内容方面。

依照规定，作八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

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八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

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专家，撰写数百篇八文，夜背诵。

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

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

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