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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百五十万）被他编为寺院的农。

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陪宿。

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

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

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

”幸而皇弟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

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

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

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

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

鞑子，是汉对蒙古轻侮的称谓。

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的枷锁，政不会停止。

二汉激烈反抗蒙古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役。

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发抗革命二百余起。

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汉的反抗，跟蒙古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

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动。

——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民，全被淹没，直黄海。

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

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

说明士大夫国的言论多于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手中。

蒙古认为仅此一点，汉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

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征调，集中在一起。

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背上写着：“石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

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掘出来的时候，心大为震动。

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

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江南，扫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秘支派，以反抗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

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

”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的抗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

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

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