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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

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杀民，一七九年杀悬尸。

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

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

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

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

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

”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我家，像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

今天乘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

”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父子二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

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儿，靠着拍宦官的马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

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

可能有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

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

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

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

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惊慌失措。

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

可是士大夫领袖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

于是，天下最愚蠢的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

另一位禁卫军官曹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

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

”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

宦官得到消息。

把何进诱进皇宫砍。

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皇宫，对宦官作绝种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

当袁绍攻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

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

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

竹片太重，绸缎太贵。

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

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佛教·道教·黄巾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发的黄巾民变。

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