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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丘的崇古
，孟轲却全部继承，而且更发扬光大。
孟轲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分辨“义”、“利”即坚持一切以仁义为基本，强烈地反对功利。
我们不能单凭字典上孤立的解释去了解仁义功利的区别，必须在实践中去了解它。
纪元前三二○年，孟轲晋见魏王国国王魏囗，魏囗问他说：“你老
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吗？”孟轲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说仁义就够了。
大王说：‘怎么利我的国家？’大臣们说：‘怎么利我的家族？’平民说：‘怎么利我自己？’上下都争夺利，你的王国就危险了。
万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千辆战车的大臣。
千辆战车的王国，杀他君主的，必是拥有百辆战车的大臣。
假如大家只讲仁义，不讲功利，就不会有这种事
发生。
”魏囗当时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孟轲在魏王国的游说彻底失败。
从上面这番说话可看出孟轲反对功利，但他的仁义理论却仍然建筑在功利的基础之上。
孟轲又说：“为国家开辟上地，充实国库的，现代称他们是英雄，古称他们是民贼。
为国家缔结联盟，攻战必胜，现代称他们是英雄，古称他们是民赋。
”这种民贼必须排斥，于是孟轲声言：“勇敢善战的将领，应处死刑。
能广结盟国的外
家，应处次一等的刑。
垦荒拓地的移民，应处再次一等的刑。
”孟轲这段话，可能是对某一种特定的事有感而发。
但一旦实行起来，结果将是一种悲惨的场面，那就是：为国家图富强，为民谋福利和为抵抗侵略，捐躯战场，折冲国际的英雄和外家，都成了民贼，要被铲除。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胜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
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
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
睡在
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的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
吐鲜血，或昏迷不醒。
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但孟轲的基本思想是民本主义的，他严厉地谴责
君，他认为君并不是君主，而只是一个“独夫”民推翻他、甚至杀掉他都是合理的。
——孟轲这种突
时代的主张，曾引起以后很多帝王的不悦，直到纪元十四世纪末叶，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还为了孟轲这种激烈的思想，大发雷霆，下令把孟轲逐出圣庙。
孟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经济成长的重要
，认为经济衰退，道德即跟着衰退；道德衰退，社会秩序即不能维持，国家即受到伤害。
政府和君主的第一桩重大的责任，是使民安居乐业。
如何使民安居乐业，孟轲提出“仁政”他主张尽量少用刑罚，尽量减少赋税，使民安息。
他厌恶他所处的战国时代，希望回到古时候儒家学派所称颂的伊祁放勋和姚重华时代。
孟轲在下世纪（前三）初逝世，跟当时大多数失败的游说之士一样，没有注意他。
可是他的言论被门徒们记载，定名《孟子》大黄金时代结束后，被儒家学派尊为经典之一，孟轲才被记起来，而且尊奉到仅次于孔丘的地位，被称为“亚圣”——第二位或次一等的圣。
庄周，宋国，曾经在他的故乡蒙县（河南商丘）当过低级的地方官员（漆园吏）他跟李耳没有丝毫渊源，但他大体上尊崇李耳的学说，而在程度上更为极端。
李耳的思想是逃避的，认为逃避即进攻。
庄周的思想则是颓废的，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发生的，都是正当的。
他说：“鸭子的腿虽然太短，你给它接长，它必然害怕。
白鹤的脖子虽然太长，你给它截短，它一定悲哀。
凡是长的不要强迫它短，凡是短的不必强迫它长。
”所以连逃避都懒得去做，而只求苟且地活下去，任凭外在形势的宰割辱弄，自己只保持胜利。
庄周反对对任何事认真，因为世上根本没有真。
他说。
“我们两个争执，你胜了我，就是你对了吗。
我胜了你，就是我对了吗。
可能两个都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