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岁那知世事艰（2/3）

。从匈斩获的大量牛马等战利品，在当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不过这部分战利品基本都成皇帝和贵族统治集团的私产，普通老百姓没有从中享受到战争的红利。

这些战争利益的分享不公也间接导致了汉代承自秦代的兵役制度崩溃。结果没有享受到战争利益的良家子在从前是自备粮上战场的闻战则喜，现在却变成了战争热急剧下滑的形。

对军事上的影响可以暂且放到一边。事实上，土地兼并的危害已经开始坏社会的稳定。等到三年后的元封四年，帝国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仅关东就出现流民二百余万，无户籍之民达到四十万之众。而这一次大规模流民的产生也是武帝中后期流民四起的一例罢了。

第二就是统治阶级的腐化。

比起前面的文、景二帝，当今天子不止是生活用度相当奢侈，在宫室营造、寻仙访药、封禅巡视上的花销力度也远超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列候、士大夫等上流阶层也开始过上了渐奢靡的生活。就比如霍嬗的表叔前宜春侯卫伉，为了和昭平君陈睿抢风，花了上百金买一只“斗犬王”。美姬**、斗走狗、珍馐美馔，贵族在这上面花销是越来越大，享受的方式也越来越花样百出。

统治阶级的腐化必然导致行政能力、管理效率下滑，中央对于地方的统治力度也会一不如一。政令不能下达到地方，地方豪强大族就会成为地方的主，然后进化为世家、门阀。

而现在的汉室已经有了这种趋势，贵族、官员和商、地主之间的勾结甚一，开始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等到西汉后期，元成哀等几位皇帝已经不能对官僚阶层形成有效的控制。当上层建筑出现了问题，国家的稳定自然只能是奢望。

第三就是地方的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朝堂势力划分失衡。

两千年后的中国，“地域黑”都是一种无法根除的痼疾。北京看不起上海，在上海的眼里其他地方都是乡下……最后全国各地区再一起黑河南。虽然“地域黑”的这条食物链只是一个玩笑，但是从侧面能够体现出来这种主要由于地方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偏见问题。

到了封建王朝这里，这种地域歧视的问题就会逐步演化为政治问题。乡党是古代政治集团的一种主流划分方式，乡党的政见不同最高发展形势就是为地域党争。比如隋唐时期，关东士族和关陇贵族之争；明朝前期的南北榜之争，后期的浙党、楚党、齐党之争。

西汉时期，这种地域政治的主要问题就是北方郡国的军功贵族和南方的豪强、士大夫阶层的政争。汉室的统治根基一直是关中，其次是北方各郡国，南方郡县的统治力度从汉初开始一直就不是很理想。所以汉室军队的主要来源就是北方，军官也就顺理成章的绝大部分是北方。

汉室的潜规则是无功不得封侯，这就直接导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列候都是从军队中走出来的。非列侯不得为相的制度，更是使得军功贵族们出将相，成为了朝堂之上的主导者。没有培养武将传统的南方豪强、士大夫只能沦为政治上的配角。

主政的军功贵族集团也是多出自北方郡国，对于南方的盘剥必然会更甚于北方，南北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而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就是对匈的北伐、对西域的经营，南方不仅没有提供多少助力，还成了拉后腿的存在。战争的红利享受不到多少，但是军功却都是北方的，因此朝堂之中的主和派基本都是由南方组成的。

第四就是社会改革的思过于超前，导致了思想和实践的脱节。

民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段天朝在新时代对于社会矛盾的新论断，其实放在大部分的历史朝代中也是可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团体自古以来都是一批很有追求的，生活安定并且满足了基本的温饱后，他们就开始追求更好的小康生活，乃至于最终的大同社会。

当然了，西汉的老百姓们此时因为土地兼并等种种问题，连温饱都满足不了，自然也没有知识分子那么高的理想要求。直到公羊派的思想占据主流以后，直接控制了社会舆论，并且抬高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追求。不仅仅是儒家学子在追求，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一起追求致太平的大同社会。

最后整个社会发现汉室已经不能满足民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求后，就果断决定换个致富带，穿越者王莽半推半就地登上了帝位。

在元封时期，这个由公羊派主导的激进改革的趋势还不是太明显。毕竟“独尊儒术”也就二十来年时间，对于此时仍旧主导朝政的军功贵族集团而言，公羊派的士子再多，他们这个思想派系的政治力量也只是个弟弟。真正开始由儒生们主导朝政还要等到昭宣以后的元帝，从那个时候开始，公羊派就将带着汉室开始了一场一去不回的作死改革之路。

剩下的原因如外戚专权、陵寝制度产等问题，在霍嬗看来都是一